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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众多悖论之一在于，尽管它致力于生产新的、通常具有开创性的思想，但其机构却延续了过去几个世纪的过时实践。在学术写作中，这一点最为明显。
以人文或社科领域的典型期刊论文为例，其大部分内容是正在进行的跨学科对话的一部分，而这一对话建立在他人的工作上，也是对他们工作的回应。这是必要的。如果你提交的论文没有注脚，这不会被看成新颖原创性的标志，而是表明你没有“与现有文献交流”。这篇论文必然会被拒收。
这一逻辑也许全然有理，但是作者之间的交流方式非常奇怪。作者在论文中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别人的工作不够清晰、模棱两可或充满矛盾。然后，他们尝试清除所谓的混乱。但是，如果某位同事的工作确实令人困惑，为什么不先问问他们呢？相反，学者们的写作风格，好像他们仍生活在17世纪或18世纪，手写信件是交流思想的唯一途径的文人共和国（Respublica literaria）里一样。
文人共和国的核心高校之一是非正式的巴黎学院（Académie Parisienne）。该学院由博学家、僧侣马林·梅森（Marin Mersenne）于1635年建立，旨在将他亲手抄写的作品的副本通过快递员快马送给140名学者。该系统的成果包括对笛卡尔的《沉思》的异议和答复。例如，法国博学家皮埃尔·加森迪（Pierre Gassendi）反对道：“你否认狗的思想与你一样。但是当它看到的不是主人，而是只看到他所穿戴的帽子或服饰时，它应当会跟你做出类似的判断。”笛卡尔回复称（当然他的回复在几周后才送达）：“我完全没有在狗身上发现思想，所以我不认为在狗的身体中可以发现任何类似于我在脑中认识到的东西。”将第二人称改为第三人称，你就能得到现代争论仍沿用的完全一致的行文方式。
在为期刊或论文集写作时，我学会了遵循这些惯例。但是，当为更多的读者写作时，我怎么都不会在没和某人交谈的情况下就详细讨论他们的作品。我先阅读人们怎么说，然后与他们交谈，直接提出我的问题、不同意见和需要核实的部分。
这种做法有几个优点。首先，它最大程度地降低了误导作者的风险。其次，它使作者有机会理清可能不清晰或被广泛误解的所有内容。因此，我的文章不仅可以提出反对意见，还可以准确地描述原作者的回应。第叁，如果我对如何进一步推进这些想法有主意，我可以就此向最能判断我的方法是否有效的人寻求意见。以上叁点都增加了我的写作触及问题核心的机会。
在我看来，很显然，这一方法也会为学术论文带来好处。然而，人们却继续按照由论文生成论文的系统进行发表。而原本一篇文章就能讲清楚的事可能要花几篇文章，甚至你可能根本讲不清楚。
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总结说，这就是重点：学术工作是由质量和数量衡量的。但是考虑到大多数学者鄙视“要么发表要么下地狱”的文化，这更是应该改革这一制度的原因。
当然，我们不可能讨论每个问题和反对意见。特别是对于频繁被引用的学者而言，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进行访谈前的接洽。但你无需与你所引用的每个人探讨所有观点，会谈要留给最需要的时候。同时，对于潜在的受访者而言，交谈所需的时间必须与撰写回应的时间相平衡——这些回应能澄清问题，也能平息愤怒。
另一个异议可能是我们当前的做法提供了清晰透明的文字记录，而没有人可以查看私人访谈中涉及的问题。这听起来很严重，但如果遵循正确的协议，也不是问题。只要访问者赋予受访人检查所有引语的权利，最终文章的内容就和其他发表文章一样得到了完整且恰当的记录。
我们当下的系统在低廉电话通信和互联网发明之前的时代相当有效。但这一惯例并没有充足的理由保留至今。每当学者写出“我不清楚某人写…代表了什么”时，评议员都应该将论文发回，并要求：“那你为什么不问问他们？”
朱利安·巴吉尼（Julian Baggini）系英国皇家哲学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的学术主任。他的最新著作为《无神的福音》（The Godless Gospel）。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