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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研究得出结论，研究质量而非数量的差异解释了为什么在疫情期间女性的发表量比男性下降得更多。
一项针对14所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高校近3500名学者的调查发现，就可用于研究的时间而言，在家工作对两性的影响相当均匀，两性中各有约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下降。
尽管如此，大流行对女性的研究成果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在期刊提交、资助申请和出版物方面存在“巨大的性别差异”。
该研究团队认为，比男性学者相比，女性学者发现自己更难为需要持续专注的任务（即申请助学金和撰写期刊文章）设置必要的“思考时间”，因为远程工作模糊了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界限。
该团队在这篇发表于《劳工与工业》杂志的中解释道：“在大流行封锁期间，家庭领域的规范……被夸大了，因此在我们的调查中，女性学者比男性增加了更多的家务劳动——包括帮助孩子在家上学。”
“疫情加强了……家庭内部的工作分工，女性承担了更多的照顾和家务职责。”
研究小组指出，这远远超出了大学的范围。 “‘灵活性’经常被吹捧为解决工作与生活冲突的方法，对女性特别有益。但如果‘灵活性’意味着在家完成更多工作……对职业发展至关重要的持续知识工作对女性来说尤其成问题。”
该研究的主要作者、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雇佣关系名誉教授大卫·皮茨（David Peetz）表示，雇主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设想了一个后疫情时代，工作的主要形式是居家办公。大学可能会假设“人们可以共享办公室或共用办公桌或进入开放式区域，因为他们不会经常在这里”。
“但这本身就会减少机会。对某些人来说——不是对所有人，而是对某些人来说——实际上是在工作场所，你可以获得最佳的思考时间。”
皮茨教授说，对居家办公态度的“巨大差异”反映了这种工作形式不同的影响。 “对一些人来说，这是自切片面包以来最好的事情，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很糟糕。很多女性会认为，这是……会让生活更容易平衡[但她们]只是受到了太多干扰。很难抽出时间思考。”
该论文区分了需要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持续知识工作”——例如，构建复杂的期刊文章和资助投标——和“情景知识工作”，如教学课程、标记、审查文件或参加 Zoom 会议。
该论文解释说，后一类“不需要那么多的认知负荷”。 “任务可以……搁置一旁，然后重新开始，或者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或者用更少的注意力来完成。”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女性受访者倾向于报告花费在教学、管理和服务上的时间增幅最大。 “一种解释是，女性学者感到太累或心烦意乱、无法致力于持续的知识工作，而是处理教学、服务和管理的直接需求；她们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
“另一种解释是在风险规避方面，女性减少了对持续知识工作活动的时间投资，由于新的背景限制，她们可能预计这些活动的成果相对较少。”
john.ross@timeshighereducation.com
本文由张万琪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