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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发布的泰晤士高等教育第二版《全球工作与生活平衡调查》发现，尽管承认越发弹性的工作的好处，但近一半的高等教育工作者表示，他们可能会因为工作量过大在未来5年内离开这个行业。
这项对主要来自欧洲、美国、大洋洲和亚洲的1200名学者和专业服务人员的调查，询问了能够在家工作，或者更灵活的工作，是否改善了他们的工作与生活平衡。其中4/5的受访者表示同意，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强烈同意。
但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时间仍远远超过合同规定的时间。1/4的人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26%的人周末工作时间超过5小时。40%的人表示，与3年前相比，他们现在的工作时间更长。
参与者表示，增加的压力部分是因为家庭和工作生活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人们在办公室的时间减少了，省下的通勤时间花在了更多的工作上。
其他的发现包括：
- 29%的回答者表示，他们休假是由于工作繁重导致心理健康不佳。
- 32%的人表示，行政类工作增多是导致工作量增加的最大因素。
- 2/3的人认为，工作让他们无法更多地看望朋友和家人。
- 58%的人不认为他们所在高校的领导层支持让工作量更易于管理的努力。
总体而言，44%的人同意他们可能会在未来5年内离开该行业。学者（尤其是科学领域的学者）比专业服务人员更有可能表达这一观点。
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 University of London）职业健康心理学教授盖尔·金曼（Gail Kinman）说：“我们仿佛正在走出一个异常紧张的时期，但问题是事情并没有变得更容易。”
“人们没有时间喘口气，因为在资金、工作量和人员配备方面还有更多挑战即将到来。”
她说，与前几代人相比，年轻学者似乎不太愿意牺牲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而许多这些职业早期的教师似乎正准备离开教育界。
金曼教授补充说：“许多人的工作变得与原先或自己所期望的截然不同，对此他们感到非常失望，并意识到这份工作不适合自己。”
《在学术界好好生活》（Being Well in Academia）一书的作者、社会心理学家佩特拉·博因顿（Petra Boynton）也表示赞同：“现下学术界充斥着退出的故事——要么是自己选择，要么是被排挤出去，或者只是因为被有毒环境摧毁而不得不离开。”
在调查参与者中，29%的人预计，如果他们离职，自己的薪水会提高。博因顿博士表示，在社会关怀、学校教学和医疗保健等领域拥有专长的员工知道，他们可以在学术界之外找到类似或更高薪的工作，并且“这些领域安全无毒”。
博因顿博士补充说：“可悲的是，离开的人越多，留下来的人就会被分配更多的工作，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博因顿本人也曾是一名学者。
尽管专业服务人员想辞职的可能性比学者要低，但他们报告称，自泰晤士高等教育在2018年发布上一次工作与生活平衡调查以来，他们感觉工作更加过度了。1/3的人说工作时间增加了，另有1/3的人说他们现在更有可能在周末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澳大拉西亚参与者报告的工作时间、难以下班、工作安全感缺失，以及在高等教育中工作对心理健康有负面影响的比例都高于平均水品。
昆士兰詹姆斯库克大学（James Cook University）社会学高级讲师尼克·奥斯巴尔蒂顿（Nick Osbaldiston）表示，在包括他自己所在高校在内的一些地方，“我们看到专业人员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裁员导致行政职责出现漏洞。这给现有专业人员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无疑也给学术人员带来了更多的行政负担。”
他自己的研究发现，“高校沉重的官僚主义本质”导致学者们（尤其是在规模较小的机构任职的人）发现自己的时间被分散在委员会任职、统筹学位教学和其他行政工作上——这些事项都在竞争优先权。奥斯巴尔蒂顿博士说，这占用了研究的时间，这一点尤其令人担忧，因为研究往往是职业早期学者坚持不懈的动力。
除了行政工作以外，与会者表示，近年来，高校的新举措和为学生提供人文关怀（pastoral support）是工作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博因顿博士表示，这样的任务“很少”具备有保障的时长、培训、支持或薪酬。她补充说：“所有这些都是在你的时间里完成的，你要边做边学，不会受到任何认可或尊重。”
tom.williams@timeshighereducation.com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