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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商人》反犹太吗？《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有种族歧视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有性别歧视吗？阶级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是否非难许多西方经典着作，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最近儿童性侵也赫然在列。
已故法官帕特里克·德夫林（Patrick Devlin）81岁的女儿最近，她的父亲是性虐狂和情感虐待狂。德夫林的《道德的执行》自1965年出版以来一直是大学生的必读书籍。突然间，像最俗气的穷乡僻壤的小牧师那样，这个曾经伪装成道德标杆的人变成了虐童者。
几小时后，法律讲师们在推特上发问，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教授顽固的老德夫林的书，现在是不是该埋葬他了。我将抛开法律专业人士可能会有的明显的犹豫——等等，我们还没有听到德夫林的说法。但是，尽管我认为他女儿的爆料是可信的，但我不认为这与德夫林的书是否还应该被教授有任何关系。
多年来，我们不得不（相当迁就地）接受莎士比亚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然后，我们将继续研究历史上的反犹主义，以阐明公认的剧作家缺乏的批判视角。
近年来，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们挖掘出了这位剧作家在他的戏剧中散布的许多暗示，似乎是为了让我们用批判性的视角来审视阶级主义、种族主义、仇外心理以及各种形式的性和性别压迫。《威尼斯商人》远非反犹太，它可以说是对启蒙运动前的社会排斥做出了最深刻的诊断。即使有一天有人发现莎士比亚的着作中有对犹太人的偏见，《威尼斯商人》仍对反犹太主义进行了犀利的审视。
类似的推理也适用于《道德的强制执行》。这本书出版于1957年《武芬登报告》之后，该报告建议将成年男女之间自愿的同性行为合法化。1963年，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法律哲学家哈特(H.L.A. Hart)出版了《法律、自由与道德》(Law, Liberty and moral)一书，基于传统的自由主义支持该报告得出的结论：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有自由从事自己喜欢的任何行为，只要这些行为除了道德恐慌之外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
德夫林认可《武芬登报告》的结论，但对哈特的说法提出了异议。他否认法律和公共道德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领域。直至今日，这两本书仍然相伴相生，为一场辩论奠定了基调，这场辩论不仅涉及性，还涉及枪支、堕胎、仇恨言论、毒品等许多其他问题。我真想知道这片土地上还有哪家酒吧没有无意中听到哈特和德夫林的不知情代言人发起的辩论。
不管你喜不喜欢，每个已知的人类社会都曾以社会道德为依据，用法律来限制个人自由，学生们需要讨论其中的原因。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可以试着在当地的城镇中心散步，展示那些印有色情内容的大广告牌。也许你应该有这个权利。德夫林从来没说过你不应该。他只是试图解释你为什么不这样做。
在他女儿爆料之后，人们可能会想，德夫林是否真的是传授这些智慧的人。然而，与其他历史悠久的作家一样，我们的任务决不是不加批判地阅读他的作品。他的女儿非但没有否定德夫林的说法，反而提供了一个新的有利角度，借此探究这位法学家做出这样的判断的权威何在。
事实上，人们对法律的态度与大学应该教授哪些作者的态度之间有相似之处。在这两个领域，我们或许都有理由质疑现状，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停止审查那些令人反感的作者或观点。对于任何法律教育来说，让学生听到支持保护个人自由和支持限制个人自由的最有力的论点都至关重要。这种理念可推而广之，远不止适用于法律领域：如果你想捍卫一个观点，请确保对反方观点也了然于胸。这不是赢得对方的问题，而是要理解多方。
我极不相信那些人能保护我的自由，他们似乎完全能够解释为什么国家剥夺我的自由是错误的，但却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国家何时或为何这样做可能是正确的。德夫林并没有提供政府限制个人自由的唯一理由，但他确实说明了为什么一些理由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在课堂上屏蔽影响深远的教材不会改变过去。但在学生走向未来的过程中，这将大大限制他们的批判性能力。
埃里克·海因策（Eric Heinze）是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法律和人文学教授。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