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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给指出错误的审查者颁发奖金

詹姆斯·史黛西·泰勒(James Stacey Taylor)称,如果作者必须自己掏钱,他们就会有很大动力来彻底检查自己的信息来源

四月 12, 2022
Source: Al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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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既耸人听闻又具挑逗性的故事: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们在女病人身上使用震动棒来治疗她们的癔病。对这些医生来说,震动棒是一种奇妙的省力装置,让他们不必手动刺激病人达到性高潮。

这一出自蕾切尔·缅因斯(Rachel Maines)在1999年出版的《性高潮技术》(The Technology of Orgasm)的核心内容的论断,不出意料地被广泛重复。它甚至成为浪漫喜剧《歇斯底里》(Hysteria)的主题。然而,尽管这一论断被广泛接受,我们没有相信它的理由。

这是一个“乌兹儿”(woozle)——一个仅仅因为被广泛重复而被广泛接受的说法。这个词起源于A·A·米尔恩(A.A. Milne)的《小熊维尼》。小猪看着维尼在雪地上沿着一圈动物脚印行走。当小猪问他在做什么时,他回答说在追捕一只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乌兹儿的动物。

当然,维尼只是在走自己的路。不久后,小猪也加入了他的行列。但是维尼熊和小猪并不是唯一错误地根据自己的行为来为错误的信念提供证据的人。学术界也是如此。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在他们的女病人身上使用震动棒的说法,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出自着名的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就获得了信任。相反,信任是由重复产生的:人们参考并引用了缅因斯的书,而不是她的信息来源,然后这些出版物被其他人引用,如此循环往复。最终,她的主张在文献中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它变成了一种“众所周知”的真实论断。

乌兹儿很难杀死。直到2018年,缅因斯的观点才被证明是错误的,而它还在不断被重复,最近一次出现在罗伯特·W·巴罗(Robert W. Baloh)2021年的书《医学上无法解释的症状》(Medically Unexplained Symptoms)。1971年,琼·史蒂文斯(Jon Stevenes)指出,在勃朗特研究中,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 Bront?)于1848年在约克郡造成了一场暴风雪的说法已经是一个流传了30年的乌兹儿了。同年,《柳叶刀》(The Lancet)上的一篇论文发表了一个错误但并广泛重复的说法,称大力水手把自己的力量归因于他吃的菠菜中含铁量高。直到2010年,麦克·萨顿(Mike Sutton)才引起研究人员对1932年的一幅漫画的注意。在这幅漫画中,大力水手称他吃菠菜是因为它富含维生素A。

但是,对于学术琐事的误信真的重要吗?乌兹儿揭示了学术研究的一个问题:学者们不核实他们资料来源的准确性。

如果乌兹儿被广泛重复,这种失败可能并不令人惊讶。核实来源是耗时的,如果一项主张得到了证实,那么人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其他人已经核实了它的准确性。此外,核实消息来源不太可能带来太多的职业利益。如果你发现引用的来源确实支持他们所提出的主张,那么通过检查它们,你并没有推进你的研究。如果来源不能证实主张,学术期刊对于发表注释错误的勘误没什么兴趣。而且,即使你能够发表你的发现——也许是在一个仅仅记录别人错误的刊物上——你可能会获得一个书呆子,而不是该领域前进的推动者的名声。

因此,作者和审查员都不会从耗时的事实核查工作中获得额外利益。事实上,那些因为高度关注准确性而放慢出版速度的人将在追求事业成功的过程中失去竞争优势。

我们不应该试图改变面临这些不正当激励的人,而是应该重新调整激励机制,以促进保证谨慎和准确的创新工作。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当审查者发现错误时,给他们颁发奖金。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错误都是一样的。在期刊文章中引用错误的页数或者作者名字都是微不足道的错误,但实际性的错误论断则更为严重。因此,对于发现不同类型的错误,应该支付给审查者不同的金额:发现引用文献条目错误的支付小额奖金,识别错误引用的支付大额奖金,其中最大数目的奖金预留给识别一手资料的错误陈述。

重要的是,这些奖金应该由这些被检查的文稿的作者们支付。而且无论这些稿件是否被接受出版,他们都应该支付奖金。这将在一开始就刺激作者避免错误。

这种方法对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学者可能不公平——在他们收入最低的时候给他们增加额外的成本。但这是这种方法的一个特点,而非缺陷。考虑到工作竞争和由此产生的发表文章的压力,比起拥有终身教职的同事,非终身教职的学者更有动机在他们的文献审查上偷工减料。与那些终身教职的同事相比,向审查者支付奖金将使他们有更大的动力避免错误。

这个系统不会消除所有的错误,但它肯定会减少错误论断、引文错误,以及明显错误陈述他人的工作的数量,而这些错误现在都经常出现在学术文章中。如果这能让更少的人像维尼熊一样“愚蠢且被欺骗”,那将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詹姆斯·史黛西·泰勒是新泽西学院(College of New Jersey)的哲学教授。他的最新著作是《有限度的市场:学术界的商品化如何使辩论脱轨》(劳特利奇出版社,2022年)。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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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er's comments (1)

Intriguing suggestion, but still treating the symptoms instead of addressing systemic conditions. Plus, the assumption that "Given competition for jobs and the resulting pressure to publish, untenured academics have even more incentive to cut corners and skimp on their reference-checking than their tenured colleagues" strikes me as unwarranted. My intuition is that tenured academics have just as much incentive to "cut corners" and are under just as much pressure to publish, given promotion conditions. Anecdotally, I know many untenured faculty who are "pedantic" about their documentation practices, just as I know tenured faculty who could stand to be more so. Perhaps the author knows of a study that tracks the "fact-checking" (specifically, documentation) practices and behaviours of tenured vs. untenured faculty, in which case I would appreciate the pointer (reference).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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