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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暴发后，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弄清楚校园的作用。
和许多学校一样，我所在的学校找到了在校园关闭时期收取学费和授予学分的方法。与此同时，学生、校友和管理人员都对校园倾注了大量感情。去年秋天，各大院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大量帖子庆祝学生们的回归——尽管很多学校只是暂时恢复校园的开放。
无人的校园是一个奇怪且令人悲伤的地方，让身处此地的人（主要是管理人员）想要把它填满。在这方面，我最近得知，赖特州立大学（Wright State University）将要求教师每周至少提供10小时的线下面谈时间。但这是一个愚蠢的决定。在疫情之前，线下面谈时间已经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负担了，而在疫情封锁期间，没有这样的面谈我们也正常运转下来了。
我非常支持与学生单独面谈。曾经，在课外与斯诺德格拉斯（厂苍辞诲驳谤补蝉蝉）教授互动的必要先决条件，是知道他愿意在何时何地与你谈话。然而，在过去30多年里，电子邮件已经成为联系他人并与其制定计划的便捷手段。移动电话的出现使这个过程变得更加容易（也许变得太过容易了，不过有关这一点容后再说）。
那么，为什么传统的面谈时间还存在呢？其中一个原因是视觉性的。有各式学界管理者喜欢穿过大楼，看到教授们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官员们的假设是，在办公室里的教授们一定都在认真做研究。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你随时都可能被打断——可能有个学生来询问论文相关的问题，或者一位同事来借订书机——这种情况并不利于学术工作所需要的那种思考。穿着睡衣在家工作的教授可能会更专注地工作。
面谈时间里的情感投入也是感性的。在流行文化中，有一种对学术性的促膝谈心的迷恋。这种谈心通常发生在年长的男性教授和年轻女学生之间，会引发某种超验知识上的突破，从而让学生得以摆脱自己的精神镣铐，并让教授对自己的作用重拾信心。但是，当和学生同处一室时，大量吓人的资深教授都要求敞开办公室大门。这一传说表明，这类面谈并不总会导致上述超越性结果。
在学术界中，我们已经几乎不再采用过去那种在酒店房间里进行面试的做法。减少教师和学生之间这种在校内的半私密接触可能是改善之路上迈出的又一步。如果会面必须在线下进行，咖啡店、公共区域和户外长椅都是进行面谈的好地方。
然而，我猜做出10小时线下面谈时间这一要求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是，赖特州立大学可以告诉未来的学生和他们的父母，教授们提供10小时的线下面谈时间。随着高校招生数量的减少，能够提供更多区别于其他大学的东西是至关重要的。像攀岩墙或漂浮河这样的设施价格不菲。而提供更多与教师的互动机会则无需校方多花一分钱。
当然，让面谈时间过时的技术也威胁着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我有一个朋友在一所小型文理学院任教。在批改发还一批论文后，她去了一个没有手机信号的偏远地区野营以度过秋季假期。当她度假回来后，她发现自己的邮件收件箱里全是学生们发来的信息——起初是询问对于他们论文的问题，然后问她为什么在学校规定的假期里不回复电子邮件。当她向系主任提起这件事时，系主任回答说，在24小时内回复学生的邮件是个“好主意”。
然而，不管强制性的10小时面谈时间还有什么作用，这都不太可能让学生相信在这10小时之外，教授们的时间也是有价值且不应被侵占的。此外，在这个时代里，很多学生都有工作、通勤和照顾老人/儿童的责任。教师们也需要寻求更灵活的方式与他们会面，而且对于家庭中第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来说，“面谈时间”听起来很像是去校长办公室接受惩罚。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说与学生单独互动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应当一直继续使用窜辞辞尘。就我个人而言，我很期待有机会再次与学生们分享我储备的春日井软糖、卡伯特切达芝士和极地苏打水。面对面的会谈将是高等教育恢复知识上的活力的重要部分。但是要求教师每周花1/4的时间坐在办公室里，不会让任何校园恢复活力。
乔纳森·比彻·菲尔德是克莱姆森大学（Clemson University）美国文学副教授。
本文由陆子惠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