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A片

学者不是内容创作者,让他们这样做是种退化

大卫·凯勒曼(David Kellermann)表示,教授只为他们的班级制作的视频,类似于一本仅发给一房间人的手写书籍

三月 8, 2021
Academics are not content creators and it's regressive to try and make them so
Source: iStock

点击阅读英文原文


从未有人计划过以这种方式进行过渡。首先,课程材料从印刷室转到学习管理系统,然后我们说:“太好了!”接着录制了讲座,这为当周可能生病的学生提供在线讲座,我们说:“太好了!”

然后学生们不来上课了,因为他们可以在家中观看录播,将其留到考试前一周,并在叁天内集中学完整个贰颁翱狈101课程。

因此,我们被告知要“翻转课堂”。为什么不将这些演讲录音剪辑成15分钟、“易于消化”的小节,因为窜世代(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中出生)的学生显然不能专心于此(他们当然可以)。

突然之间,学者变成了视频编辑(大多数是差劲的编辑),于是我们的学生转向了视频网站驰辞耻罢耻产别,因为在驰辞耻罢耻产别上你可以找到对一个问题更好的解释(而且是免费的)。大学从学习和协作的社区转变为叠级内容提供商。这是高等教育的死亡之路。大学不是内容提供商。在这个计划外的旅程中的某个地方,我们迷失了。

我的妻子最近在一所顶尖大学进行在线学位学习,她兴奋地听了该领域一位着名研究人士的15分钟录像中的一个。在该教授未真正参与课程论坛的情况下,她热情地给她的讲师发了电子邮件。

“您无权联系此人”,自动电子邮件回复立即如此回显。这就是“怀疑暂停”(suspension of disbelief)的绝对极限:即学生实际上仍与他们的教授保持联系。

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告诉我们,教育经历(他称之为探究社区)需要认知存在(学习者)、社会存在(学习社区)和教学存在(教授)。我的妻子仍然勉强可以想象那位教授在当她的老师。


THE Campus resource: Using the community of inquiry as a framework for online


2020年,康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的一名学生与我的妻子有相似的经历,不同的是他发现自己的教授早在一年前已去世了。“怀疑暂停”崩溃了,可以理解的是,这名学生在学业和情感上都感到沮丧。

在1995年《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惊人的中,伊莱·诺姆(Eli Noam)写道:“过去,人们访问了存储在大学中的信息。将来,无论身在何处,信息都会传达给人们。那大学的角色是什么?”

在对大学经历进行数字化之前,学生们紧挨着坐着、结交朋友、抄写自己生病时落下的笔记、下课后与教授交谈。当然,糟糕的教学演讲实践也存在,但学生是必要的社区代理的一部分。当数字技术使学生离开校园时,它也使他们脱离了他们想要的社区。

我们必须不断发展,这将不会是第一次。最早的大学建立在图书馆周围,图书馆藏有大量通过艰苦手写获得的书籍。由于既存的副本很少,传播此信息的最佳方法是让一个人站起来并向听众宣读,即“讲座”(濒别肠迟耻谤别)。

实际上,“讲座”一词源自拉丁语“阅读”。当可移动打字机出现时,人们大声疾呼:“大学死了!人们只会取得书籍的副本并自己学习!”对于电视教育也有类似的预言。数百年后,在互联网上的所有内容对我们都触手可及,其中大部分是免费的。人们开始重新说一遍:“大学已经死了!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自我学习!”

内容可以促进学习,但不能提供教育。同样地,内容也不是我们的核心价值。大学的悠久传统可以追溯到印刷界,大学将其内容提供外包给教科书:这是昂贵的文物,现在已被互联网上的大量免费内容所取代。这是进步。教育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指向无数令人难以置信的资源,这些资源既可能在网络上,也可能在我们的图书馆中,在那里我们扮演内容聚合者而不是创作者。当我们戴上研究人员的帽子而不是教学的帽子时,就完成了创造。

在印刷机器之后,现代化的演讲剧院原本应该是学生和教授聚在一起讨论内容的地方。当我们上网时,当这些课被录下来然后变成15分钟的“点心”时,教育的灵魂开始消亡。我们必须为数字校园重新设计探究社区。


THE Campus resource: Key lessons to improve teaching design and delivery


按照杜威的定义,如果我们的教授花时间编辑视频而不是与学生互动,我们甚至将不再是“教育”机构。教授只为他们的班级制作的视频,类似于一本仅发给一房间人的手写书籍。这是退步,不是进步。

25年前,诺姆进一步预测:“未来实体大学的力量不在于纯信息,而在于形成大学社区。”

作为现代大学环境中的老师,我们可以将自己视为社区的领袖和团队领导。这些学生是我们社区、我们团队的一部分。我们在那里管理、指导、引导他们,成为导师,在更长的旅程中帮助教会他们,并通过共同的思想、理解目标来培养他们和并使他们精通自己的领域。

我们站在他们这一边,当然不站在讲台上发表我们的独白,就像我们不应该录制或编辑那些独白一样。今天,触手可及的内容供过于求,如果我们坚持走错误的道路,那将毫无意义。

大卫·凯勒曼(David Kellermann)系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工程师和学者,专门研究教育技术。

本文由张万琪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请先注册再继续

为何要注册?

  • 注册是免费的,而且十分便捷
  • 注册成功后,您每月可免费阅读3篇文章
  • 订阅我们的邮件
注册
Please 登录 or 注册 to read this article.

相关文章

Reader's comments (2)

Spot in David. This thing is coming to bite us now. But thankfully i think the students are coming to realise that in class teaching and being part of the community is a more enjoyable way of receiving knowledge.
Everything in HE evolves around changing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to suit the learner - what happened to students learning ways to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 to improve their performance or learning? We used to have a diversity of teaching styles -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Now HE attempts to standardize all teaching delivery formats - does this foster creativity and diversity, or kills it? Our approach to education contributes to creating generations of snowflakes. I have students who are so stressed with the lockdown (just the lockdown, not actually getting covid), that they lost their ability to Google search for solutions to their problems. It appears to me that as students spent more time in 'education', they are educated less.
ADVERTIS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