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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话我记忆犹新。“我们可以制造疫苗，但是……”
然后她停了下来，脸上带着沮丧、悲伤和难以置信的痛苦表情。“我们不能强迫人们服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行为科学。”
这只是一年前的事。她不是社会科学家。她过去是，现在也是一位拥有生物学博士学位的美国资深医学科学家。我怀疑，这或许是这位杰出的演说家第一次公开表示她可能支持某一门科学学科，这门学科不是对于可靠的分子，而是对于不可靠的人类。一年来，她反复阅读《纽约时报》中对于美国的疫苗怀疑论者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新闻报道。
编辑会议上的每个人几乎都没有什么社会科学背景，但似乎都点了点头或咕哝了一声。我想我也是，一个佛罗里达护士的话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知道你不相信科学。但如果你不相信科学，你在我的医院做什么?”
然而，什么是行为科学，它现在处于什么位置？它在新冠疫情中变强了还是变弱了？
顾名思义，范围广是这门定义模糊的学科的本质。最近，我打开了科学网（Web of Science），输入“行为科学”（behavioural Science）这个词，包括英式和美式的拼写。然后我点击按钮，根据引用对搜索结果进行排序，排名靠前的标题五花八门: 1997年发表于《老年学家》（the Gerontologist）的(Successful aging)，2010年发表于《行为与脑科学》的，1995年发表于《美国管理学会评论》的，2020年发表于《自然-人类行为》的，等等。我们还记得其中一位前辈，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1959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经济学和行为科学中的决策理论》一文。
我想，从狭义上讲，至少已经有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行为科学：2002年的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将心理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结合起来，特别是对于不确定状态下人类判断和决策的研究”）和2017年的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但是如果你选择一个更宽泛的定义，数目会更大。
也可以说，行为科学是对行为的研究，一般但不专属于人类，涉及各种各样的环境。
也许我自身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的有力证据。一开始我是一个有点传统的经济学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似乎最好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学期刊发表了大量与经济学无关的文章（包括对于幸福、离婚、战争、疾病、地理、发明、民主、长寿、看电影和监狱的文章）。在与我的老板讨论之后，我拓宽了“业务”范围。我会向几乎每个人都推荐这种做法。
一些评论人士指出，在过去两年半的艰难抗疫中，当真正需要良好的行为科学指导时，英国的研究人员让国家失望了。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担任英国首相时的前首席顾问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表示，行为科学领域的声称，公众不会接受被封锁。我不确定该如何理解这种观点，尽管关注它十分重要。据我所知，卡明斯并没有采纳我以书面形式向他提出的有关封锁的一系列想法。
然而，我对那些关键的新冠疫情委员会的一切知之甚少。卡明斯很可能说得有道理。然而，我的直觉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他只是个事后诸葛亮，认为行为科学能对一场百年一遇的大流行病做出所有正确的预测。
纵观地球历史，此时此刻我们对分子的了解比对人类更多些，部分是因为，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很幸运，地球上最具创造力的一些人把他们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所说的巨人。
此外，研究通常滞后于现实生活中的事件，部分是因为它必须遵循人类社会所需的新途径。例如，去年在《公共经济学》上，阿贝尔·布洛德（Abel Brodeur）和他的同事研究了如何使用谷歌趋势数据来理解疫情封锁对心理健康的多种有害影响。他们计算了谷歌的搜索量，发现孤独、担忧和悲伤的搜索量显著增加，而压力、自杀和离婚的搜索量实际上下降了。
然而，这是在从以前的数据中学习。我承认，卡明斯想要更多、要快也是非常合理的。
健康很重要——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开头引用的那句话表明，医学的一部分应该致力于研究如何帮助人类以活得更长、更快乐的方式行事。目前，英国的医学院很少教授这类知识，因此行为科学的一条光明之路将是在一系列大学院系中变得更有存在感。
我预计这将会发生。快速浏览一下学术类招聘网站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职位标题中都出现了类似的字眼。
尽管我在高中时专注于理科，但在大学学习化学或物理的想法似乎并不令人兴奋。我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真正吸引我的是如何真正理解滞胀，为什么矿工会罢工，以及为什么有那么多与左邻右舍的攀比。今天的大学生并没有失去对人们行为背后原因的兴趣，即使封锁和恐慌购买的日子开始从记忆中消失。人类真是太有趣了。
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系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经济学和行为科学教授。
在新冠疫情之前的几年里，为了测试英国是否能应对未来大流行病，进行了3次演习：苏格兰的“银天鹅”演习（2015年）和“虹膜”演习（2018年），以及全英国范围内的“天鹅座”演习（2016年为期3天的大型活动，有近1000人参加）。
这3项演习都涉及和不同卫生和政府机构之间资源协调和对话，但是它们中没有一个涉及最重要的对话——机构与公众之间的对话。天鹅座至少认识到了这个重要教训，它指出，需要更好地了解公众对流感型大流行病的反应。另外两个演习在这一行为维度上保持沉默。
的确，他们在处理沟通问题时确实间接提到了行为问题的重要性。“天鹅座”和“银天鹅”都强调了向公众提供清晰一致的信息的必要性。但是，他们这样做暴露了对问题狭隘且不成熟的理解：沟通是需要双向的过程，当局和公众之间需要共同创造信息，承认公众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与不同社区的接触必须采取不同的形式是很重要的。
在新冠疫情之前，公共行为和公共当局关系问题在大流行应对规划中最多只占据边缘地位，即使在提出这些问题时，这些问题的性质也在很大程度上被误解。
2020年3月，一切都改变了。
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是，这种病毒繁殖和传播的途径恰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纽带：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关系。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减少接触，保持身体上的隔离但在社交上继续在一起（这是我与昆士兰大学的同事在2020年5月合着的一本对于大流行下心理学研究的书的基础）?人们会如何应对限制他们的互动?在所有建模中（考虑到最好情况和最坏情况之间的巨大差异），关键参数——也是关键的未知因素——是我们与他人的连接的程度。
在疫情肆虐的早期，旧的学科等级制度似乎微不足道。新冠疫情咨询小组每周开几次会，但我们非常那时非常无知，对疾病的理解迅速发生变化。政府必须作出决定，被要求在最多几天内对复杂的问题作出答复；我们依靠彼此做出回应。一方面，我们行为科学家依赖病毒学家和流行病学家来告诉我们什么行为会抑制或加速感染的传播；另一方面，他们和那些建模者依靠我们行为学家来说明什么可能会改变这些行为，以及不同干预措施会产生什么影响。
此外，我们慢慢意识到新冠不同于流感：比起接触传播，气溶胶传播是更关键的传播途径，而无症状感染是一个主要因素，这导致了新的行为挑战。你怎么让人们戴上口罩？你如何促使他们采取一样的防疫措施即使他们仍感觉很健康？
然而，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认为行为干预只是权宜之计，直到医学带来新的疫苗、药物和治疗方法挽救局面。这种等级观念被浓缩在语言中，药物解决方案是默认的，而行为措施只是“非药物干预”（苍辫颈）。
但当疫苗真的出现时，我们意识到，它们非但没有取代行为干预，反而引发了一系列新的行为挑战。如何处理“疫苗犹豫”？奖惩措施（如疫苗护照）的作用是什么？人们认识到行为科学是应对大流行必不可少的、永不退场的力量，世界卫生组织决定放弃狈笔滨一词，转而使用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
总而言之，新冠大流行激发了真正的跨学科项目，生命科学和行为科学互助互补，确定彼此的问题和优先事项。这当然是得益于被长期锁在视频会议里（比同学科的同事的时间长得多），我们开始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认同感，建立了新的友谊，相互学习、相互尊重。前几天，我第一次与一个咨询小组的成员们见面，在过去两年里，我在各种会议上见过他们不下一百次。真令人愉快，就像老朋友们久违的重逢。
但有两点需要注意。
首先，如果我们已经发现行为科学在政策和社会反应层面的核心作用，这将对我们来说，既是重任在肩，也是难得机遇。因为，如果行为科学很重要，那么运用失误会带来巨大的伤害，运用正确会带来巨大的好处。
在行为科学方面提前准备不足的后果之一是，政府根据人们会如何反应的“常识”假设行事，结果证明完全不明智。这被浓缩在“行为疲劳”的概念中（不过行为科学界认为这是一个非科学的概念而拒绝接受），它导致了未及时采取遏制感染的措施，而这反过来又使数万人失去了生命。
我们发现，人们并不是脆弱到无法应对“封锁”的地步，相反，通过团结他们获得了坚持的力量。恢复力（或缺乏恢复力）不是个人的一种品质，而是形成社区时个体之间互动交流的结果。
其次，目前尚不清楚新近对行为科学的看重能否持续。正如我们需要从这场大流行中学到的许多其他东西一样，比如重建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狈贬厂）的必要性、不平等的代价、社会孤立的危险等等，随着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新的危机，如军事或经济危机，行为科学在应对危机中的重要性可能会消失。这明显取决于结构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可靠的行为科学建议是直接提供给决策者，还是总是由非专家的首席科学和医疗官选择性传达？行为科学在政府（决策）中的地位显然需要重新思考。
很明显，这一点在我们应对气候危机方面很重要。我们如何让人们改变他们的饮食、旅行习惯和其他导致全球变暖的事情？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让人们团结起来，向公司、机构和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们改变自己的行为?
新冠疫情告诉我们，行为科学对于拯救生命至关重要。很快，它就可能成为拯救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关键。
斯蒂芬·莱谢尔（Stephen Reicher）是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的心理学家，也是爱丁堡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的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副主席。他一直是英国和苏格兰政府的新冠疫情顾问，也是独立咨询小组Independent SAGE的行为科学小组召集人。
本文由陈露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