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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和政策分析家喜欢进行对比，而印度与中国经常被放在一起比较。两国都人口众多，土地面积广大；都在约70年前成为“新”民族国家；都追求五年计划，且直到最近保持着相对封闭的经济。
然而，在高等教育方面，差异却十分明显，主要是两国在过去20年间为满足对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而采取不同战略的结果。
两国均遵循苏维埃模式，将研究与教学分开，并且都在2000年前保持着针对10%青年人口的精英体系。两国也倾向于将投资重点放在厂罢贰惭学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上。
一个普遍的对比指标是总入学率（骋贰搁），即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口比例。在2000年，印度的骋贰搁约为10%，中国约为8%，比例大致相同。接着，两国的比例都有所增加，但增长率不同。到2005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总入学率达19%，而印度才刚刚到达11%。差距仍在继续，到2010年，中国到达24%，而印度为17%。在接下来的5年中，随着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比例到达46%，印度则为26%，该差距进一步扩大了。
对于国家发展轨迹的一些差距可归因于不同的人口政策。中国此前的独生子女政策意味着青年人口的增长速度没有印度快。
但是潜在的中学后学生群体的数量也存在差距。成人（15岁以上）扫盲率的差距说明了这一点。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成人扫盲率通常至少比印度高20%。受教育年轻人的增多及独生子女家庭对孩子期望的增加推动了中国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同时，中国政府当时正在向市场经济过渡，并通过高等教育扩招抑制青年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速度。独生子女政策也使家庭财富迅速积累，即一个孩子可以受益于4名祖父母和2名父母的财产集合。这支持了更多的服务消费，例如课后教育。
与此同时，印度代际间的财产转移更加分散，不易整合并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
虽然两国都增加了学校的招生名额，但中国大力投入公共教育领域，即使在今天，中国私立学校的入学人数依然不多。在印度，收费的私立学校吸收了大部分增长的教育需求。
其他策略差异也值得注意。中国开始将公共资源，尤其是研究资源，集中在有限的大学上——1995年，覆盖约100所大学的的“211计划”启动了；而1998年的“985计划”更严格地将39所高等学府作为目标。这两个项目标志着中国逐渐摆脱了独立研究的束缚，并希望尽快打造世界一流的大学。
虽然印度的专业科技学院，管理学院及科学、教育和研究学院都在一段时间里得到了不同的公共支持，该国政府最近推出的“卓越机构计划”（Institutions of Eminence）是一项重要的资源集中战略，旨在提升少数机构的研究基础实力。但是，这项倡议比中国大学的类似计划已经晚了20年。
有评论家认为，资源集中战略造成了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冲突，而它们在本质上具有相同的使命：教育公民并培养新一代领导人。中国政府明确地承认了这一差异，并通过创建深圳等经济特区、重振上海为国家经济的金融中心等来配合该差异。这些地区将成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强大龙头，从而让西部省份在将来受益。
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沿海城市也向外国高等教育机构开放。这些大学在中国的分校数量从1995年的5个增加至如今的35个，其学生大多数来自本地家庭。
另一方面，印度对外国教育机构在其高教系统中扮演的角色却依然争论不休，并且其基本经济政策之一就是长期以来支持本土建设与消费。
在过去20年中，面对公众与日俱增的高等教育需求，印度和中国以不同的政策选择给予回应，在公共供给的规模和监管框架的制定等方面形成差异。由此造成的经济成果影响十分深远。1987年，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大致相同。到201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为印度的3倍，到现在已接近5倍。
这并不是要贬低印度对其人民的投资所取得的成就。在过去十年中，它使2.7亿人脱离贫困，并改善了基础设施和卫生条件，让很多人受益，同时也提高了整体寿命。印度追求的是一条有机的、平衡的发展之路，而不是像中国那样造成悬殊地区差异的增长。
尽管没有跟上中国的步伐，印度已为高等教育显着和快速的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艾伦·鲁比是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与民主联盟的高级研究员。
本文由张万琪为泰晤士高等教育翻译。
